關於《王瑞凱的故事》劇本翻譯篇

2026 - 11 - 16 | 創作手記, 最新消息, 製作

2026台灣國際讀劇節《王瑞凱的故事》

戰爭帶來的傷痛,如何成為文學與藝術創作的養分?透過與《王瑞凱的故事》譯者張秀蓉的對談,饕餮劇集從韓國文化中的「恨」出發,進一步認識劇作家金桃令對戰爭、復仇與日常生活的關注。當歷史不再只是宏大的事件,作品也帶領我們看見,那些被戰爭改變的個人生命,以及他們如何在創傷之後繼續生活。

側記者|郭品辰
偶戲工作者,常以玩具與遊戲作為創作起點,關注偶戲與身體的關係,以及個人生命經驗與歷史之間的連結。


 

從「恨」到日常:張秀蓉談《王瑞凱的故事》的韓國文學脈絡

❚ 與譯者張秀蓉的對談

2026台灣國際讀劇節期間,饕餮劇集演出韓國劇作家金桃令的《王瑞凱的故事》。讀劇演出後,饕餮劇集邀請劇本譯者張秀蓉進行線上座談,與導演林頎姍、飾演花子的演員林曉函,以及聲音指導吳思嫺(Star Wu)、導演暨製作助理簡郁庭等人,進一步討論這部作品背後的韓國文學、歷史與創作脈絡。

 

❚ 韓國文學中的「恨」:從歷史創傷到藝術昇華

對談從韓國文化中的「恨」(한)談起。張秀蓉指出,韓國地處東亞,長期面對周邊大國,屢遭侵略的歷史逐漸孕育出一種特殊的集體情感。「恨」並不只是壓抑或憤怒,而是混合了悲傷、積怨、哀嘆、心痛、無常感與鬱憤的複雜情緒。

她引用韓國文學家的說法,說明「恨」在文學中往往經歷形成、積聚、轉換(消化)與釋放(昇華)的過程;它不能永遠積壓在身體裡,必須被消化與轉換,最終才能獲得昇華。

為了讓劇組更直觀地理解這種情感,張秀蓉以黑人靈歌與藍調作為類比:在不公不義的壓迫中,人所承受的痛苦會被孕育成某種聲音,再透過藝術被抒發出來。

不同時代會形成不同的「恨」——朝鮮時期、日據殖民、韓戰乃至近代史的各種創傷,源頭各異,卻同樣需要經過轉化與釋放。《王瑞凱的故事》設定在日據時期東北,主角王瑞凱在被殖民、被視為二等公民的處境中,又面臨被屠村與失去所有家人。張秀蓉提醒,要理解這個故事,必須先看見那段歷史中人們實際承受的痛苦。

談到「恨」的藝術形式,張秀蓉也提及韓國電影《西便制》。這部作品以韓國傳統說唱藝術 「盤索里」呈現「恨」的美學,讓人在聲音中聽見痛苦如何被積累、消化,乃至昇華。不過她也補充,「盤索里」本身並不只關於「恨」,而是一種更廣泛的民間說唱形式;只是《西便制》特別將它作為承載「恨」的藝術載體。透過這樣的說明,劇組得以從韓國文學與表演傳統進入《王瑞凱的故事》的情感底層。

 

❚ 金桃令的創作世界:書寫戰爭,也書寫被遺忘的日常

張秀蓉接著指出,《王瑞凱的故事》並非金桃令創作中的孤例,而是她以戰爭與暴力為題材的系列作品之一。這個系列包含《撫順六年》、《王瑞凱的故事》與韓戰題材作品《金鳥》。其中,《撫順六年》根據歷史事實改編,描寫被收容於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如何面對罪行、寫下自白,並在體制內經歷懺悔與重建;相較之下,《王瑞凱的故事》則走向「私刑的復仇」:沒有任何加害者承認罪行,他們以「我是被迫的」、「我已經不記得了」等說法逃避責任,於是主角只能踏上自滿洲到日本的復仇之旅。

在張秀蓉看來,金桃令關注的是「被遺忘的反抗」與「被遺忘的小人物」,並非從批判國家制度或意識形態的角度切入,而是聚焦於小人物在戰爭暴力之下的變化。這也連結到漢娜・鄂蘭所說的「平庸之惡」:劇中的信夫、武田、利里等人,在戰後成為教授、外務省職員或普通街坊,若不追查,他們的過去便會隱沒在日常之中。

「日常」也是張秀蓉理解金桃令的重要關鍵。她分享,金桃令受過極為嚴格的創作訓練,她的練習方法是:以一對夫妻為人物設定,第一天寫丈夫的一天,第二天寫妻子的一天,第三天再寫兩人的衝突,並持續大量產出。這或許正能說明,為何她如此關注日常,因為這正是她創作的起點。張秀蓉以俄烏戰爭為例指出,作者真正關心的不是戰爭作為宏大事件,而是普通人原本每天醒來、入睡、生活的秩序,如何被戰爭硬生生地摧毀。

花子的處境尤其能說明這一點。她並非直接參與戰爭的人,卻被迫承受戰爭造成的後果──丈夫的缺席、經濟與養育的重擔、兒子的冷漠。她與兒子的關係,也不再是一般家庭中母子融洽互動的「正常日常」,而是被戰爭扭曲後的「異常日常」。因此,花子同樣是受害者;王瑞凱即使前來復仇,也無法真正向她興師問罪,因為她早已被捲入同一個漩渦。

 

❚ 為什麼是中日?《王瑞凱的故事》的觀看距離

座談中,劇組也追問:既然作者是韓國人,為何不直接寫韓日歷史,而選擇中日作為背景?張秀蓉坦言,自己在演後座談中以「避開敏感政治因素」簡略回應,其實並不夠完整。她補充,在韓國,涉及日據時期的作品很容易喚起民族主義、被害者情緒與歷史創傷。金桃令選擇跳脫韓國自身經驗,是為了讓觀眾保持距離,不落入「誰更痛苦、誰更可惡」的比較,而能回到王瑞凱個人的痛苦與復仇本質。

這樣的設定也讓作品能更清楚地追問:誰是加害者、誰是被害者?王瑞凱究竟是被害者還是加害者?當復仇走到最後,王瑞凱自己又變成了什麼樣的人?若把故事放回韓國,觀眾或許太容易被既有的民族情感帶走,反而不容易看見這些關於人性的複雜問題。

 

❚ 劇組如何走進《王瑞凱的故事》:從文本線索到角色生命

劇組的排練與演譯,也在這場對談中被重新照亮。林頎姍形容,排練過程像是在「解謎」或「看著地圖找路」。她並未預設每一景的情緒強度,而是順著劇本文字留下的線索,尋找角色如何抵達戲劇行動。若情緒不到位,王瑞凱就不會拿槍,復仇的行動也不會真正發生。

飾演花子的林曉函則從角色的生活細節出發。她查找花子的年齡、年代背景,以及丈夫從滿洲輾轉到上海後失去音訊的可能歷程;對於信件中沒有寫出的部分,也自行補足,讓自己在台詞中「有所本」。在詮釋上,她選擇完全站在花子的立場:即使知道一切並不合理,花子仍必須守護丈夫在心中的形象,因為那是她得以繼續活下去的方式。當王瑞凱追問「為什麼會這樣」,那其實也是花子心中一直想問、卻決定不再問的問題;一旦追問下去,她就無法活下來。整個表演的內在驅力,始終是「為了活下來」。

聲音指導 Star Wu 也補充二戰時期真實存在的中野間諜學校,而其校址曾設於「愛國婦女會」館內。這層史料讓花子的角色更耐人尋味:戰爭時期的「愛國」想像,如何透過女性、家庭與沉默被延續?而花子最終對中野的袒護,也因此不只是個人選擇,而連結到更大的時代背景。

 

❚ 作品與我們的距離:當歷史成為今天的提問

回到作品與觀眾的關係,導演暨製作助理簡郁庭提出,台灣觀眾觀看戰爭或威權題材作品時,常會問:「這跟我有什麼關係?」《王瑞凱的故事》沒有以韓國人作為主要角色,韓國觀眾是否也會有相似疑問?

張秀蓉回應,每位觀眾都會依自身的歷史教育與生命經驗解讀作品,因此切入角度本就不同。但她側面理解,金桃令的出發點正是不讓作品泛政治化,而是以客觀的敘事回到個人的痛苦,讓觀眾看見戰爭如何改變人的日常與人性,而非只是停留於集體創傷之中。

座談尾聲,張秀蓉分享,歐洲對於集體創傷曾提出「五十年」的觀點:經過足夠的時間,人們或許能逐漸抽離悲傷,以更客觀的角度回望歷史。她認為,我們也需要這樣的視角來重新理解東亞近代史。

對劇組而言,在這場交流中,補足了創作背後的文化與歷史脈絡,讓她們更理解劇作家的寫作策略以及試圖回應的議題。而對台灣的創作者與觀眾而言,《王瑞凱的故事》也提供了一扇窗口,使我們得以重新思考:作品如何靠近我們,而我們又該如何重新丈量自己與歷史之間的距離。

 

圖片來源|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提供,林育全攝影